这本书是余秋雨三十年前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而写的一部散文集，共有26篇散文，包括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是：《道士塔》、《莫高窟》、《宁古塔》；还有《黄州突围》、《山庄背影》、《沙原隐泉》、《巴金百年》、《谢家门孔》、《为妈妈致悼词》，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看完《道士塔》，我觉得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的很到位，他说：

通过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文化苦旅中的苦。中国经历过很长一段的黑暗时期，其中的文化流失数不胜数。这篇文章是余秋雨先生对文化流失的其中一例进行的深刻反思。
首先以王园箓的矮小的相貌反衬他内心的狭隘。他是莫高窟的守护者。所以他这个守护者和守护对象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落差，因此断送了大量文化。因他的愚昧无知将洞窟里的一部分壁画刷白，亵渎了祖先的遗赠。
当时正逢八国联军侵华之时，甲骨文出现了，莫高窟藏经洞出现了，文化自信出现了，但是可惜的是经书没了。
王圆箓，匈牙利人斯坦因以及翻译蒋孝琬三个人的见面，让中华文化痛失莫高窟藏经。其中余秋雨先生重重的鞭策了蒋孝琬。王圆箓可以说是无知无能，斯坦因可以丧心病狂的入侵者，但是蒋孝琬一个“精明”的中国人，怎么可以丧尽天良，当狗而不自知，甚至理所当然，“尽职尽责”。
但是同时作者也写出了这只是社会败类的缩影，当时被送到京城的经书也被沿路盗取，损失等等，让人叹息。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无不铭刻着中国的悲哀！“嘲笑”着中国的落后！这就是文化的苦旅。

2

在《莫高窟》中，作者这样写到：

公元三六六年（东晋时代），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这就是说，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会点。

看完后我也很想到敦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魅力。

3

《宁古塔》中的宁古塔，在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作者说：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清朝时，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

这篇散文对当时流放在那边的人的生活进行了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被流放文人的深切悲悯；对清廷统治者用流放刑法戕害文人和大规模株连治罪行为的愤慨；对被流放文人在跨越苦难之后，创造文明、传承文化的敬佩之情。书中写到：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黄州突围》讲述了苏轼被贬黄州的原因以及背后的推力。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他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即文字狱。
朝廷大小官员及统治者上纲上线地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解读。“乌台诗案”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的事件，一群文化官僚硬说苏轼的词中流露出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宋神宗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间，判了苏轼的罪。使神宗皇帝动摇的，是突然之间批判苏轼的言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用苏轼的弟弟苏辙的话就是“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苏轼太出色了，于是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是无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后来他通过自省，自我剖析，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这一切，使苏轼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升华。
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谢家门孔》写的是著名大导演谢晋的生平事迹，在写这篇之前，作者说出了书名的涵义：

在经历了“中国之旅”和“世界之旅”之后，《文化苦旅》现在进入第三部分——“人生之旅”。
考古学家在寻找一个个远古“文化”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人的最初痕迹。文化在发达之后，根子上仍然是生命的痕迹。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么多古迹，中国的，世界的，也都有无数高贵的生命在支撑。
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谢晋在艺术事业上的成就和付出自不必说，我在这篇里看到的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和父子之间那浓浓的爱。
文中写到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脑子正常的只有大儿子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阿三和阿四都严重的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书中说：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
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
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6

在《为妈妈致悼词》中，余秋雨说他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妈妈对身边的人发过火。她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
文革时期，她心中始终想的是：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我想余妈妈之所以能活到90岁，并且没有受什么疾病的折磨，可能和她宽容大度的性格有关吧！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不少和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知识和人物，特别是那些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他们的一生起起伏伏，命运坎坷，却始终不忘内心的坚守和对未来的期望，是他们构成了这部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