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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自己的房间》：物质决定心智自由
作者：[英]维吉尼亚·伍尔夫
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伍尔夫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之一、女权运动先驱。这篇文章源于两篇1928年10月在剑桥大学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分为六个章节，以小说的形式开端，讲述女性在当时的困境，也分析了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家心境，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女作家不仅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视角、态度、句法和修辞……
她鼓励年轻的女大学生们勇敢地走上文学之路，并且再次强调了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的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享尽荣华富贵，另一个群体却如此贫穷？ 贫穷对于小说有何影响？从事艺术创作必需哪些条件？
带着这些问题她来到了大英博物馆，想从历史文献书籍中寻找答案。但除了男性的愤怒言辞与对女性的贬低外，别无它获。
男权主义者之所以有怒气，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认定别人不如自己。因此，对这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权者来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生来就高人一等，觉得大部分人，确切地说就是另一半人类天生就比他低劣。这必然是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
姑姑给“我”留下的五百英镑的年金的遗产，这让我有了资本去讨论，去思考女性的困境。我可以外出就餐、喝咖啡、有了床铺和寓所。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报道这儿的驴戏、那儿的婚礼。我还靠帮人写信封、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赚个几英镑。1918年前，向女性开放的主要职业无外乎就是这些。
一笔固定收入能让人的脾性发生很大的变化。消失的不仅仅是辛苦与操劳，还有愤恨与怨怒。我不需要憎恨任何男人，男人伤害不到我。我不需要取悦任何男人，男人什么都给不了我。于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对另一半人类持有一种新态度了。
女人比男人贫穷，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纵观历史，女性地位一直很低，他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伴侣，书中说：
即使在中上流社会，女人为自己选择夫婿也属罕事，但只要许配给了某位先生，至少法律和习俗便默认丈夫是一家之主。
他们也没有权利继承家族的遗产，这里我们可以在《傲慢与偏见》或很多英文文学书籍和剧中看到。
她认不得几个字，更别提读写，只能算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在现实中，她根本无足轻重。
为什么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剧作？
因为根本无从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性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因为这样的才华不可能源自日夜操劳、目不识丁、卑躬屈膝的人群中，不可能诞生于英国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工人阶级中。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温切尔西夫人她生于1661年；出身于贵族世家，继而嫁入贵族名门；她没有子女；她写诗，但一翻开她的诗卷就能听到她在女性地位的问题上所宣泄的呐喊：
我们沉沦到何等地步！沉沦于错误笃信的陈规，
是教养令人愚昧，而非天生如此；
被阻挡在一切令心智发展的进步之外，
就这样变得呆滞无知，如人所愿，听任摆布；
若有人想脱颖而出，
心怀更热切的梦想，张扬勃勃野心，
必会遭到一派强烈阻挠，
渴望发展的希望，终不能敌过恐惧。
啊！一个尝试握笔书写的女人，
被认定是肆意妄为的怪物，
无论什么美德都救赎不了这种过错。
他们说，我们错用性别，有失仪态；
优美的礼仪、时尚、舞蹈、装扮和游乐， 才是我们理应追求的成就；
写作、阅读、思考，或是探索，
会令我们的美貌失色，年华耗尽，
让追求我们青春的人望而却步，
但呆板地打理无趣的家务事
却被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最大的用处。
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女性的思想极度活跃——她们做演讲、组织集会，撰文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都基于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女人可以靠写作来赚钱。没有那些先驱，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不会写出她们的作品。
所有的杰作，都不是孤立地横空出世的，而是经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单一的作品发声，但响彻其后的是众人经验的共鸣。
十九世纪初了，为何除去极少数的几本，她们写的全是小说？
女性要写作，只能在家庭成员共用的起居室里写。恰如南丁格尔小姐所愤慨抱怨的——“女人就没有半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总有人打扰她。但即便如此，相比于写诗或戏剧，在起居室里写散文和小说终究是要容易一点，所需的专注力也没有那么多。
简·奥斯汀就这样写了一辈子。她的侄子在为她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她能完成这一切，着实令人惊叹，毕竟，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很谨慎，不让仆人、访客或是任何外人对她的写作事业有所猜疑。”简·奥斯汀会把手稿藏起来，或是用张吸墨纸盖住。
要说那样的环境给简·奥斯汀带去什么不利因素，那就是：将她限制于一种狭隘的生活。那时候的女人不可能独自出门闲逛。她未曾旅行，未曾乘马车穿行于伦敦，也未曾独自在饭馆里用餐。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说：“我渴望拥有超越这一切的视野，直抵繁华的世界，那些我虽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喧嚣城镇和地区。我也渴望拥有比眼下更丰富的阅历，结交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见识到更多形形色色的个性。”
《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写出这些出色小说的每一个女人都没有更多阅历，顶多只能进出体面的牧师的家门；这些小说都是在体面家庭里的共用起居室里写成的；而这些女人们穷得连纸都不能一次多买几叠，好去写《呼啸山庄》或《简·爱》。
再给她一百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每年给她五百英镑，让她畅所欲言，把她现在写进书里的东西省去一半，她就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
之所以要求你们去挣钱，要有自己的房间，就是要你们活在现实之中，活在富有活力的生活中，不管你能不能将之描绘出来，现实都将兀自显现。
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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