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商鞅变法如此成功，历史上的评判却褒贬不一？为什么唐朝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为什么明清时期中国会选择闭关锁国，是主动为之还是被动选择？历史上的经济变革，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对中国历史上十余次经济变革的举措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剖析每一次经济变革的历史环境和影响，分析利弊和得失，写成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变革，可以归结为大一统之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国有官僚资本与民间私营资本之间的进退博弈。

吴晓波是“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担任多所大学EMBA教授，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活跃在财经媒体领域，至今已出版《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等图书，在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里，吴晓波则扮演了一个整理者的角色，将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管仲与商鞅的两次变法，是中国经济变革的“左右极”。

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齐国，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经济变革的结果。齐国原本是个边远小国，管仲用了商人的一套办法，让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在司马迁对管仲的评价中，认为管仲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稳扎稳打的姿态重建经济秩序。

他提出了“四民分业”，把“士农工商”按专业划分居住场所。相同行业的人住在一起，可以切磋技艺，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使百姓安于本业，子承父业，耳濡目染掌握技能。四民分业让齐国的制造业远超其他国家。当时中国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的首都临淄，高档丝织品不仅供应国内，也畅销其他诸侯国，“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管仲在齐国搞了整体配套改革，包括税收、产业和价格等领域，放活微观，管制宏观。这个放活微观就是刺激商品经济发育，对外降低关税，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让齐国首都临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的城市。宏观上对税收进行调节，严格控制粮价波动，运用价格杠杆来增加国家收入。

管仲还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适度通胀、增加消费才能推动社会前进。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不流通，消费才能促进生产。通过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方式，西方人到2000多年后才学会。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美国、德国都是采用这一手段刺激经济复苏。

管仲最重要的一个治国思想就是以商止战。对内要求发展商品经济，顺应民心，百姓富裕就不会造反，“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外喜欢运用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让“看不见的手”来帮助自己打仗，这种令人叹服的高妙手法，在后世已经难觅踪迹。

齐国因为管仲的治理，从一个边远小国变成了春秋五霸，这位商人出身的经济天才居功至伟。到了春秋后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成功地让秦国一统天下，商鞅本人，就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商鞅变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

商鞅用了三年时间，把秦国改造成了农业大国。一边鼓励大家种地，一边压缩工商业的利润。

变法推行三年以后，商鞅又开始施行军爵制度，这一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通过参军打胜仗也能换来封爵赏田。

当秦国变成人人好战的国家以后，商鞅开始了第三轮变法，实行郡县制。郡县制非常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郡守和郡令由君王直接任命，不再是世袭制。

商鞅的强国之术是非常激进和极端的，在经济上他采用的是命令型计划经济，国家控制了大部分重要生产资料，推行农业、排斥工商业，压制自由商人阶层，同时又实行“不许思想”的全民思想控制手段，不许争论、不许反抗。在商鞅的经济思想里，强国贫民，才能让百姓积极进取；强兵民弱才能让人们变成勇士。

汉景帝后期发生了一场“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武帝登基，迅速推行了一场经济改革，涉及金融、税收、流通等多个领域。

汉武帝推行经济改革之前，文景之治一度让百姓手里有不少财富，所以汉武帝就从最有钱的地方入手，盐业、铁业和酿酒业这几个垄断行业统统收归国有。

在流通领域，汉武帝采用“均输法”和“平准法”。平准法是辅佐汉武帝的桑弘羊提出来的，他规定贡品由政府按当地市价统一采购，再运输到不出产这种土特产的地方高价出售，同时在各地设立均输官，这样一个交通网就建立起来了。

与之相配套的物价管理措施就是平准法，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买卖，用于平衡物价。均输，是在零售环节，平准，是在采购批发环节，这两个环节控制好了，物价也就基本稳定了，这种模式是很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

很快，中央粮库里的粮食就多得要溢出来了，连边疆的粮库都有了存粮，讽刺的是，这种改革之下的社会的总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进行了再分配。

唐朝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古代版，从李渊开国以后，就把一切税费统统废除，盐、铁、酒等产业悉数交还给民众自主经营，农业税也大大降低。

唐朝能做到持续性休养生息，是因为李世民的两项制度创新。李世民让富豪家庭出钱，定期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用于养官，养兵则由地方财政出钱，这样一来中央就不用掏钱了。

唐朝的城市经济空前繁荣，长安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丝绸之路的重新打通，让东西方文化和物资得以进行交流，甚至有大批外国人常驻长安。唐朝的扬州、益州工商业的繁荣景象也不输长安，这就是盛唐气象。

唐朝的繁荣，被“安史之乱”终结了。此后又迎来了一个政权时间更长的朝代——宋朝。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将宋朝一分为二，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变法之后，中国走向了谨小慎微，闭关锁国。

宋朝开国百年之后，贫富差距被拉得很大，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于是有个叫王安石的人，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进行变革，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等，初衷是增加财政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但是这些手段一出，到各级官员手上就变味了，他们层层盘剥，宽松的经济环境消失了，自由工商业受到了极大的压制，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在变法之后57年，就灭亡了。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挡住了此后治国者的体制创新之路，他们选择的经济策略愈发保守，管制方式愈发严酷，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中。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中国力图维持统治现状，并不关心经济发展。明清统治者找到了两个法宝：铁桶阵和散沙术。

铁桶阵指的是闭关锁国，修了万里长城，同时禁止海运。丝绸之路堵住了，航海技术止步，海军体系自我毁灭。明清皇帝认为外邦都“低我一等”，只许朝贡，不许贸易。

散沙术指的是对内把国家的人民打成一盘散沙，当人凝聚不起来的时候，就无法造反了。要想实现散沙，最好的经济模式就是男耕女织。明代朱元璋发动了一场棉花革命，要求农民都要种植棉、桑 、麻几种纺织物，在农民耕种之余，每个家庭都在从事纺织业，纺织业无法规模化，在西方发动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却在作茧自缚。

皇帝开启了更严酷的全民思想控制，同时还用科举制度来进一步控制社会精英，禁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种高度专制的社会，是极度稳定的，但最后，也是稳定压垮了一切。

在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迅速由盛转衰，因为列强船坚炮利和鸦片输入，造成了清帝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而对内有需要不停地镇压一轮又一轮的内部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清代的中国从超稳定结构被彻底打破，封建帝制走向灭亡。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以时间为线，将历代变法串在了一起。这些变革得失，我们往往一叶障目，难以窥见全貌。中国在世界文明里起起落落，每一次变法都顺应了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要求，但每一次变法，也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仅有二十余万字，当然不足以深入、透彻地阐释变革对中国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但是它揭开了历代经济变革的面纱，沿着吴晓波老师的指示牌，我们对变法也有了更多探索的思路和空间。